双峰名人之湘军之父罗泽南 [复制链接]

湘*寻源须知晓谁是湘*之父

现在的湖南人喜欢称自己为“湘*”，比如电视湘*、体育湘*、出版湘*等，但是绝大多数湖南人却不知道谁是湘*之父。

曾国藩推他为湘*宗师；
　　郭嵩焘说他是中兴名将之冠首；
　　刘蓉说他是湖湘儒者之魁；
　　左宗棠说他是正学良友；
　　梁启超认为他治学优于曾国藩；
　　陈独秀说他代表湖南人的精神；
　　钱基博认为没有他就没有湘*；
　　这么多盛誉全部属于同一个人——湘*始祖、教育名家、理学大儒、晚清悍将罗泽南。

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

　　从反清复明的王夫之到同治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从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到辛亥革命先驱*兴，再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毛泽东、蔡和森，自清朝以来，频出*治巨擘的湖南已成为救世图腾。
　　那么，是什么诱发了湖南人才的井喷呢？
　　当然是千载一时的湘*。湘*是湖南人才辈出的一个分水岭。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省份能像湘*时期的湖南那样，高密度盛产如此众多的人才。湘*声名之巨，战功之著，将帅之众，官职之高，盛极一时，可谓空绝千古。在此之前，湖南人尚不敢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溯根追源，到底谁才是湘*的始作俑者呢？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某个组织或派系的鼻祖，有几个条件必须具备：第一，他是创始人；第二，他对这一组织或宗派的发展与壮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三，他是精神领袖，有持久影响力。显然，具备这三点当八本先生罗泽南莫属。

罗泽南成为“湘*之父”的五大理由　

　第一个关键点：他是湘*的奠基人和创始人。
　　有人认为，“湘*之父”的桂冠应属于曾国藩，因为曾国藩与湘*紧紧联系在一起，几乎成为湘*的符号。也有学者将江忠源视为“湘*之父”。毋容置疑，曾国藩在历史上与湘*内部的影响远远大于罗泽南。但是，准确地说，曾国藩应该是湘*的统帅和领袖，却非宗师鼻祖，称不上“湘*之父”。而江忠源虽是道、咸年间书生起兵出境作战第一人，但他只是“楚勇”的创始人。
　　在这里，有必要弄清楚历史上湘*的概念。关于湘*的渊源，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楚勇起源说”，即以江忠源的楚勇为起源，继以包括湘乡勇、宝勇、辰溪勇、平江勇、新化勇等诸勇在内的湖南团勇，最终由曾国藩总成的*事集团；第二种是“湘勇母本说”，即曾国藩以罗泽南的湘乡勇为基础训练成新*，并融合湖南境内各种团勇组成大*；第三种是“曾国藩立*说”，即曾国藩在长沙与衡阳直接创立的新*。
　　其实，关于湘*概念之争，曾国藩的一句话即可正本清源。
　　他在罗泽南弟子李续宾的墓志铭《李忠武公神道碑》中称:“湘*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也。”这句话说得很清楚：罗泽南是湘*的创立者，他战死后，其弟子李续宾使湘*壮大起来。
　　曾国藩是湘*的领袖和主帅，又是当事人，其说法最具权威，可一锤定音。可见，曾国藩的言论是支持“湘勇母本说”的，即湘*是指以湘乡团练为基础逐步形成的湘籍*团。由此可知，江忠源只是楚勇创始人，他的楚勇只是湘*集团的一份子。
　　另外，他人之说，亦可为证。
　　彭玉麟的说法直接明了：“王錱以诸生首练湘*。”说明在彭玉麟等湘*统领心里，湘*是在罗泽南、王錱主持的湘乡团练的基础上而成。王安定在《湘*记水陆营制篇》里说：“湘*初兴，王錱、罗泽南皆讲步伐，谙战阵，深沟高垒，与贼相拒。曾文正采其说而立营制，楚师之强，莫与京矣。”王安定的说法与曾国藩的“湘*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也”之说颇为吻合。湖南巡抚骆秉章于咸丰六年说“湘勇之朴勇敢战，实由该团而起”，尔后又说“湘勇*律之精实基于此”，实际上就是以巡抚之名肯定湘乡团练对湘*崛起所作的贡献。俗语“无湘不成*”更是对湘*创始人罗泽南的赞誉。“无湘不成*”之“湘”最初并非泛指湖南，而是特指湘乡，这句话缘由“无泽南，无湘*”、“无湘乡，不成*”衍变而来，是用来赞美罗泽南的，意谓他所率领的湘勇在当时的湖南省内是最精锐的部队，其原意是“无湘乡勇不成湖南*”，随着时间的推移，“湘”才演绎为“湖南”的意思。关于这一点，左宗棠的做法可以为证。左宗棠后受曾国藩之命襄办*务，招募兵勇，他将这支部队命名为楚*，就是想与曾国藩、罗泽南的湘*区别开来，这也从侧面说明湘*是指以湘乡勇为主体的部队。

　　第二个关键点：效仿戚继光训练之法，确定营制，倡导“儒学治*”。
　　湘乡团练有三个重要人物：湘乡知县朱孙诒、秀才王錱、孝廉方正罗泽南。朱孙诒有知人善用之功，但团练在当时不是新鲜事，他不过是履行公事罢了。王錱最先倡议并组织团练，但练法落入俗套，没有突破。罗泽南受召抵县主事开始，便提出效仿戚继光之法进行团练，确定营制，规定每营为人。郭嵩焘所编刊的《罗山遗集》记载了罗泽南在湘乡团练时的情景：“公仿戚氏法部署其众，教之击刺，勖以忠义，纪律肃然。”可见，湘*的束伍之法乃罗泽南首倡。
　　罗泽南积极倡导“儒学治团”。在湘乡平剿会*时，罗泽南与王錱、李续宾师徒三人买下河干屋作为议事办公的场所，取名为“养暇处”，将团丁屯扎于连滨书院，白天训练团丁，晚上则组织团勇学习儒经，这就是史书所说的“朝出鏖战，暮归讲道”。
　　尔后，曾国藩立湘*，几乎全盘搬用罗泽南在湘乡团练时的模式。
　　湘*有别于清廷官*，并对太平*造成致命打击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采用戚继光之法训练队伍，二是推行“儒学治*”。而这两个正是罗泽南所倡，而非出自曾国藩。罗泽南的两大贡献，湘*之内无人可比。
　　《清史稿》列传如此评价：“湖南募勇出境剿贼，自江忠源始，曾国藩立湘*，则罗泽南实左右之。”这样的阐述，再一次证明湘*早期罗泽南实主其*，在湘*内部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第三个关键点：罗泽南是湘*初期的精神教父，其影响巨大，逾数代而不竭。

　　中兴将相，十九出湖湘。湖湘将帅，十九出湘乡。湘乡名将，十九出罗山。湘*组建初期，罗泽南的众多弟子就随他相继加入，其中留名史册的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李杏春、潘鸿焘、康景晖、钟近衡、钟近濂、易良幹、曾国荃、曾国华等，大凡没有早早战死者，后来都成为了湘*的中流砥柱，成为位高权重的重臣。
　　《湘学略》如此评价：“湖南之盛，始于湘*，湘*之将，多事罗山。”曾国藩也承认：“兵事起，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弟子也。”
　　出于湘乡的众多湘*将帅，载入《清史稿》人物列传的就有32人，他们是：两江和直隶总督曾国藩，浙江、江西、湖北和陕西四省巡抚、陕甘和两江总督曾国荃，云南巡抚、云贵总督刘岳昭，浙江巡抚、陕甘总督杨昌浚，首任新疆巡抚、钦差大臣刘锦棠，广东巡抚蒋益澧，陕西巡抚刘蓉，湖北和安徽巡抚李续宜，布*使李续宾、彭毓桔、刘连捷、蒋凝学、陈湜、李光久，按察使张运兰、萧启江，道员罗泽南、王錱、王开化，提督张诗日、刘松山、肖孚泗、李祥和、萧庆高、萧庆衍、周宽世、胡中和、何胜必，直隶州知州刘腾鸿、曾国华，知府刘腾鹤，著名爱国外交家曾纪泽。
　　这些人十有八九与罗泽南相关，不是其门下弟子或弟子部属，就是罗*旧部，或是出自湘乡团练时的团勇。杨昌浚、蒋益澧、李续宾、李续宜、王錱、刘腾鸿、曾国荃、曾国华等为罗泽南弟子，肖孚泗、李祥和、萧庆高、萧庆衍、周宽世、胡中和、何胜必、王开化、张诗日、萧启江、蒋凝学、刘连捷、刘腾鹤、刘岳昭等为其旧部，刘松山、刘锦棠、张运兰等为其弟子王錱的部属，李光久是其门生李续宾之子，刘蓉是其至交。
　　入载《清史稿》的将帅尚且如此，其他姓名不显者更是不胜枚举。事实上，湘*陆师虽然庞大，但有影响的名将大多出自罗泽南及其弟子的队伍。据同治年《湘乡县志》记载，仅咸丰三年到同治八年，湘乡的湘*将领共有人，其中总督、巡抚、布*使、按察使等文官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武官人。这个统计虽难称精确，但大致可反映出湘*在清朝的绝对实力地位。
　　可以肯定的是，湘*将领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以罗泽南为核心的湘乡经世派群体。由于其弟子云集，追随入*，加之湘*训练基本沿用湘乡团练的模式，罗泽南应是湘*初期的精神教父。在这个时期，曾国藩的绝对权威尚未树立，个人魅力也尚未完全施展出来。王錱与之分道扬镳，一个原因就是看不起曾国藩完全搬用罗泽南的训练之法。
　　后来罗泽南早早战死武昌，使得曾国藩迅速替代罗泽南成为精神领袖。罗泽南死后，其弟子及旧部依然是湘*的绝对主力，继续在战场拼杀，直至取得胜利，其影响力并未随其个人生命的结束而消失。第四个关键点：战术独创，战功第一，战略远谋，兼具将帅之才。

　　在湘*诸*之中，罗*是绝对的陆师主力，总能以少敌众，出奇制胜。其中独具罗氏风格的“以静制动”战术，屡屡对太平*造成重创。此战术常为罗门子弟及罗*诸将所用，屡试不爽。所谓“以静制动”战术，即面对敌人鼓噪不动声色，以守为攻，待进攻敌人离本营仅一丈之时突然跃出猛然发起攻击。
　　倘若搞个咸同湘*名将排行榜，功居第一者当属罗泽南。湘*重要幕僚、朝廷名臣郭嵩焘就推罗泽南为“咸同中兴名将之冠首”。
　　罗泽南征战四年，克城数十，历经二百余战，几无败绩，屡屡以少胜多，堪称战神。胡林翼评价“每战必先，忠勇冠时”，认为罗泽南对培养湘*“踔厉敢死”的风气起了表率作用。
　　罗泽南对地形勘察与*事地图的绘制甚为重视。在尚未从戎之前，他就撰写了地理专著《皇舆要览》，“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入*后，他主张要实地考察地形，选择有利地势来作战。后来每至一处新地方，必定勘定地形，绘制作战地图。其门下众弟子也深受其影响，李续宾共藏图一千四百五十一幅。对此，自诩重视地形勘察的曾国藩也自叹弗如。
　　江忠源曾对曾国藩说：“然窃计海内人才，能营驾船勇与狂贼相持于波涛险隘之中而不惧者，惟不肖与罗山、璞山数人耳。”盖棺定论，曾国藩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认为，罗泽南“与江忠源、塔奇布同时并起，而战功则较两人为尤著”。也就是说，曾国藩认为罗泽南的功劳在江忠源、塔奇布之上。此话出自湘*主帅之口，当非虚言。
　　罗泽南既是敢于冲锋陷阵的将才，又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帅才。刘蓉说：“其后国藩之平太平天国根本战略，即罗氏之议也。”湘*防守进退之策，曾国藩往往征求并重视罗泽南的意见，其中罗泽南“力争上游”的战略构想就是一个重大贡献，为湘*日后的胜利奠定了战略基础。美国学者恒慕义(A.W.Hummel)所编《清代名人传略》中的《罗泽南》认为：罗泽南“虽然是一位学者，却有经世之才，尤精于兵书战略”，他提出的“先收复武昌，然后九江，最后夺取南京”的战略是湘*对太平*作战“走向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对于罗泽南的战略卓识，曾国藩自己也说：“罗君胜算，虏在吾目中矣。”第五个关键点：中兴三大名臣全都倚重罗泽南。

　　史家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称为中兴三大名臣，殊不知无泽南则无三人之功，更无中兴之盛。
　　曾国藩对罗泽南的倚重无需多说，从训练新*几乎全盘搬用罗泽南的训练之法，到南昌被困屡屡发信求救，随之又倚重其弟子李续宾、李续宜、王錱等稳定湖北、江西局势。罗泽南战死，曾国荃募勇前往解救乃兄，吉字营也是以罗泽南与王錱旧部为骨干。郭嵩焘说：“曾文正公初募湘*，专依罗泽南、王錱。”一言可表。曾国藩制衡太平*的许多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出于罗泽南之议，曾国藩重要幕僚刘蓉上述之言即可为证。
　　胡林翼也是如此。罗泽南战死武昌时，湖北巡抚胡林翼敬献了一副挽联：“公来使我生，公去使我骇，公逝使我悲，七尺躯系天下安危，存宜尸祝，殁宜尸祝；贼至还他战，贼退还他守，贼炽还他死，一腔血酬半生知己，成亦英雄，败亦英雄。”胡林翼的一句“公来使我生，公去使我骇”，道出了罗泽南辅佐自己、撑持湖北大局的事实，也证实了胡林翼对罗泽南的无比倚重。胡林翼在湖北的发迹，自然离不开罗泽南的鼎力辅佐以及罗门众弟子的通力协助。没有罗泽南的死拼援守湖北，恐怕也没有胡林翼后来的步步高升以及中兴名臣的盛名。正因如此，胡林翼对罗泽南毕恭毕敬，优礼相加：“一见，执弟子礼甚恭，虽僚属，语必称罗山先生，事无巨细，谘而后行。”赵烈文也在《能静居日记》里对此事有记录，称胡林翼“以疆臣而为统将晚辈”。
　　罗泽南死后四年，左宗棠辞幕从戎，就是以罗泽南得意门生王錱的老湘营为骨干组建楚*，其募勇、训练、行*打仗之策全部沿用王錱旧法，刘松山、刘锦棠叔侄就是出自这支队伍，后来左宗棠又启用罗泽南弟子蒋益澧、杨昌浚等人，这些人为左宗棠屡立奇功，在收复新疆时立下了汗马功劳。先前，左宗棠的资历和号召力远不如罗泽南。清廷御史宗稷辰呈给皇帝的奏折可以为证:“近日支持两湖，赖有一二书生，如胡林翼、罗泽南，能以练胆为士卒先。此二人者，实曾国藩有以开之……臣闻见隘陋，非能尽识天下之才，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林翼、泽南。”这说明当时左宗棠与胡林翼、罗泽南相比，距离还很大。
　　由此观之，所谓三大中兴名臣的说法并不客观科学，此种称谓以功劳论。若以影响论，应将罗泽南名字列入，改称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为四大中兴名臣。
　　
　　钱锺书之父、著名国学大师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说：“无泽南，无湘*。”可见，罗泽南作为“湘*之父”的地位不可撼动。在书中，钱基博还将罗泽南、李续宾、王錱师生三人单列成章，视为影响湖南学风的重要人物，排名仅次于汤鹏、魏源两位大学者，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之前。

　　鄙以为，在湘*内部，罗泽南的影响仅次于曾国藩，在胡林翼、左宗棠之上。
　　罗泽南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不可一言以论之。大体上看，在湘*初期，曾国藩是统帅，罗泽南是精神教父。罗泽南死后，曾国藩集精神教父与统帅于一身。
　　曾国藩更大的贡献在于，他在湘*内部设采访忠义局，派文员记录、整理、撰写褒忠录等，并不断地向朝廷保奏推荐湘*有功之才，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湘人才方阵和人才储备库。而罗泽南则是这个人才方阵的领队和导师。
　　总而言之，没有罗泽南则无湘*，也就不会有后来声名显著的曾国藩；反过来，没有曾国藩，也就不会有战功卓著的罗泽南。曾国藩与罗泽南之间的关系，用“互为倚重”来定位比较准确。
　　“理学治*”是湘*的特色与个性。罗泽南以赫赫战功闻名于世，今人却很少知道他是饮誉湖湘的理学大儒。
　　《湘学略》对他不乏溢美之辞：“湖南之盛，始于湘*，湘*之将，多事罗山。大儒平乱之效，湘中讲学之风，皆自罗山而大著。”
　　至今，许多学者仍旧将罗泽南放在船山派重要理学人物的范畴里进行其思想方面的研究。与曾国藩著作寥寥不同，罗泽南一生著书甚丰，计有《西铭讲义》一卷，《太极衍义》一卷，《小学韵语》一卷，《姚江学辨》二卷，《读孟子札记》二卷，《周易本义衍言》、《皇舆要览》各若干卷。
　　著述等身的罗泽南有着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理学成就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之上。陕西巡抚、湖湘鸿儒刘蓉称罗泽南为“湖湘儒者之魁”。曾国藩最为尊重的老师、蜚声京门的理学大家唐鉴谓之“名儒”。钱穆在其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列有《罗氏学术大要》，他在晚年又撰写了《罗罗山学述》，对罗泽南的学术思想进行了专门的评述。
　　鲜为人知的是，罗泽南从戎前已是一位闻达湖湘的教育家，湘乡、长沙等地的学子纷纷投其门下，刘蓉说“从游者数百人”。他不但桃李满天下，他的著作《小学韵语》更是与《三字经》、《弟子规》并列为晚清启蒙教材，成为风行一时的蒙学宝典，甚至在二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众多学校的启蒙教材和家庭必备传统读物。
　　对于罗泽南，《清儒学案》的评语是：“自唐确慎（唐鉴）提倡理学，湘南学者皆宗紫阳而黜姚江，罗山尤为切实，以醇儒为名将。”这一评价极其之高。
　　在同辈中能称为“醇儒”者，除了罗泽南，曾国藩勉强算得上。曾文正有王者之风，理学成就却在罗山之下。而既称得上“醇儒”，又能建丰功伟业者，在晚清及其理学史上也只有罗泽南与曾国藩两人。